明朝哲学家王阳明也是著名的军事家，从未有过败绩的他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军事思想的精华——“此心不动，随机而动”。意思是，他的心是空的，而对方或大形势一旦有什么动向，他可以瞬间觉察到对方的漏洞，随即作出决定，而这决定总是最好的决定。

　　要做到“此心不动”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要求自己心无杂念，否则，心一动的话，在别人身上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心动，而不是对方的真相了。

　　这一点，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另一场著名战役中演绎得非常经典。当时，被誉为日本第一兵法家的武田信玄率4万精兵绕道德川家康领地去攻击织田信长，而德川家康能出动的兵力只有数千，武田信玄断定德川家康不会自不量力来阻挡自己的行动，孰料德川家康竟然不顾一切来阻挡自己，尽管他在这次会战中轻松击溃了德川家康的部队，但最后他的宏大进军还是终止于德川方的一座小城，而他也在这座小城投降前一刻神秘病发，最后死在撤退的路上，而日本的整体实力也因而发生改变，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盟军开始占据明显优势。

　　很多人努力修炼自己的谋略或技巧，目的是为了解别人、掌握别人并利用别人，那么，专门研究人的行为的心理学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了。看起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当这样做时，就是忽略了最重要的自己。如果自己心中充满种种妄念，那么无论我们掌握多少谋略或技巧，在使用这些东西时都会事倍功半。

　　所以，无论是在家庭等亲密关系中，还是在企业和社会中，将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监视自己的立场都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我而言，从1992年开始读大学一直到现在，对我帮助最大的从来不是哪个大师或哪本书，而是我对自己的反省和认识。并且，当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时，自己就会感觉双脚踏实地踩在大地上，心里会安宁很多。相反，当焦点集中在别人身上时，就难以有这种踏实感，而当不断猜测别人时，焦虑也油然而生。

　　譬如最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士，她该怎么做的关键不是那位男士的想法，而是她自己的需要，她如果弄清楚了自己的需要，自然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

　　此外，我们将焦点集中在别人身上时，还会给对方制造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男人会说，他的幸福在于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女人会说，她的幸福在于某个男人是否关注她；妈妈会说，孩子好好学习，她就快乐；孩子会说，如果父母给他爱与认可，他就会感到幸福……

　　这些想法都藏着一个共同的含义：我的人生不是我负责，而是另外的人负责的。这自然就给了对方很大压力。

　　而且，无数人的这种想法如此坚定，以至于当别人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时，他们总会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是你让我不幸！

　　但是，除非我们将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否则我们的人生就总是仿佛生活在虚空中。

　　最近，我在读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作者葛兰汀是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但她对动物的了解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知识的堆积，而是非常具体的形象化了解，她具有与动物沟通的本领，能神奇地理解动物的感受，这是那些大百科全书式的动物学家们所不能比拟的。

　　但说来奇特，葛兰汀之所以具有这种似乎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因为她从小就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而她发现，自闭症患者和动物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像，思维是形象化的，并且对细节有超乎寻常的觉知能力。

　　这也成了她吃饭的工具，很多农场的动物出了一些状况，怎么都解决不了，且怎么都发现不了问题出在哪，但葛兰汀一来，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问题的所在，并顺利地找到解决办法，而这些办法常是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与“怎么做”

　　仅仅一步之遥

　　譬如，一家肉牛养殖场，牛的一侧总出现莫名的淤伤，这些淤伤最终都会成为软骨组织，从而严重影响肉的质量，农场主和工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葛兰汀。

　　葛兰汀只是跟着牛们每天出入的路线走了一趟，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条必经的路的一侧，有一块明显凸出来的铁块，牛们拥挤着走在这里，就很容易被碰成淤伤。

　　尼采说，知道了“为什么”，就不存在“该怎么做”了，这句话可以用在这里。

　　相信农场主不会再去问葛兰汀，我该怎么办。

　　在葛兰汀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她总是发现，令农场主们蒙受巨大损失的，大多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葛兰汀写了如下一段话：

　　他们（农场主或工作人员）没有把饲养场的布局当作实际存在，他们只看到了自己脑海中抽象的、概念化了的布局。

　　也就是说，那些人之所以看不到问题所在，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真实的饲养场，他们看见的，只是自己头脑中的饲养场，当他们看着实际的饲养场时，不过是把自己头脑中的幻觉投射过去而已。

　　并不只是农场主们生活中自己头脑编织的幻觉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不例外。

　　每个人都有幻觉

　　它禁锢了我们的头脑

　　前天，我打车回家，一段路堵车严重，我不耐烦起来，而司机则干脆爆起粗口，说这条路平时不堵的，怎么今天堵车这么严重，这是怎么搞的！

　　这就是生活在幻觉中。

　　我和司机都活在过去那条“平时不堵”的路中，于是不能接受这条真实的、暂时处于堵车状态的路。

　　这听上去是一个乏味的小故事，不过这个小故事是我们无数人的人生悲喜剧的象征：我们总是走在幻觉之路上，而不能活在真实中。

　　我常常收到一些信件或听到一些故事，要么是男人猜疑女人，要么是女人猜疑男人，担心对方对自己不忠，尽管从未发现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猜疑，但仍然生活在严重的醋意、愤怒和惶惶不安中。

　　套用我这篇文字，就可以说，这样的人生活在头脑的幻觉中，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看见真实的路况。

　　他们的幻觉之路是一个头脑设定好的程序：担心被背叛，猜疑并“发现”恋人不忠的蛛丝马迹，然后嫉妒，恐慌，而后跟随着的是愤怒和攻击。

　　这条幻觉之路，他们在想象中已经走了不知道多少次，这套程序已经非常习惯了，于是稍微发现一点他们担心——其实是渴望的迹象，这套程序就会立即启动。

　　面对这样的人，恋人们常会努力限制自己的行为，不和异性交往，不和同性交往，甚至最后不和父母交往，但他们这套程序仍然会一遍又一遍地启动。

　　这是一个孤独的游戏罢了，如果他们自己意识不到，恋人们怎么努力都难以制止他们这套破坏力极大的程序的启动、进行和结束。

　　放下幻觉

　　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

　　不过，不必笑话他们，因为你一样是生活在幻觉中，只是你能不能意识到而已。

　　德国心理学家埃克哈特·托利还在大学读书时，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不断喃喃自语的女人，明显她处在精神分裂状态，似乎彻底生活中幻觉中，而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一开始，他将她视为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病人，但最后他发现，这位女士和他在同一所学校。

　　这令他感到震惊，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将她视为一个与自己不同的另类人物了。

　　后来，他则逐渐明白，他和她一模一样，也是生活在喃喃自语的幻觉中。

　　对此，我有体会，我观察到，自己一进入一个场所，就已经开始对这个场所中的一切人或物进行评价了“你不该这样，那样就好多了”“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你要做那个地方就好了”“你的眼神怎么这样，这个人真怪”……总之，我的头脑似乎已开始安排这个场合中的一切事物，在想象中试图修改它们，好让它们符合我头脑中的幻觉。

　　你的幻觉是什么？试一试，发现你当下这一刻的幻觉，如果你能清晰地意识到它只是幻觉，它就会在当下这一刻暂时熔解，而你就能在这一刻看见真实的世界。

猜测别人的心思是我们焦虑的一个常见原因。（资料图片）

话题榜

　　昨天，一则关于安徽诗人叶世斌被推举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报道，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广为流传，颇让不少国人又“振奋”了一回。但“振奋”之余，也多少有些质疑之声，叶世斌是何许人也，何以能被推举为候选人？中国作家跟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从李敖到王蒙到巴金再到成都两个“无名作家”，都曾被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事后证明都不过是一场无聊的炒作，这次会不会又是一个闹剧？

　　

　　本专题文本报驻上海记者刘放

　　叶世斌是当代杰出诗人？

　　韩东：对其“闻所未闻”

　　有关报道称，叶世斌被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推举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来源于最新一期出版的《世界诗人》（混语版）；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主席、世界诗人大会国际执委会执委、诗人、评论家张智称，这是该中心第一次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推举中国诗人，推举叶世斌是经过该中心“1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执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这充分证明了叶世斌“是一位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诗人，是一位值得研究和期待的当代杰出诗人”。

　　报道还称，著名女诗人李见心对叶世斌高度评价，“他的诗歌题材有多宽，内容就有多深；技巧有多传统，手法就有多现代；思维有多感性，思想就有多理性；字词有多准确，语言就有多传神。”相关报道甚至还采访了叶世斌本人。据称，叶世斌就“有多大可能获奖”表示，“诗坛的情况是：我们相对了解西方，而西方并不了解我们。我认为汉语写作中，确有一批很优秀的诗人，他们不能获取诺奖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汉语的翻译难度。”

　　一切都“看上去很美”，但令人疑惑的是，事实上，这位被誉为“当代杰出诗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此前在文坛上根本就籍籍无名，报道中提及的张智、李见心同样也名不见经传。知名诗人韩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名字他从来就“闻所未闻”，他怀疑这根本就是又一场炒作。

　　《世界诗人》是无

　　正式刊号的刊物

　　而记者辗转了解到，刊载了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推荐函的《世界诗人》杂志，其实是一份编辑部设在重庆市、没有正式刊号的民间刊物，本身既没有任何影响力和权威性可言，市面上更是无从看到。去年，这份杂志就曾因给一个籍籍无名的安徽诗人授予“2007年度国际最佳诗人”称号，而在网上备受质疑和嘲笑。而所谓的“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也只是一个名称虚张声势的民间组织。

　　诺奖与奥斯卡奖不同：

　　候选人没特别限制

　　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建德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和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不一样。奥斯卡有提名奖，是经过激烈竞争之后选出的少数几个入围者；而诺贝尔文学奖从未设过提名奖，它每年收到的推举有数百份，很多人都可以提名推举所谓“候选人”，而被推举者也没有什么特别限制，所以，获得推举本身其实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据介绍，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为了更开放地吸收各国作家及其作品，放宽了限制，每年都会主动向各国的相关机构和研究部门寄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推举表，这种表格，一般的大学、研究所或是文学协会要拿到并不是很困难，甚至主动索取也没问题。

　　叶世斌诗作（节选）

　　我被遮蔽和虚悬在这里

　　

　　我的天空忽然阴暗！乌云

　　随风而来的样子，如浮萍 

　　笼罩水面。我的天空被多少 

　　风雪吹打，被多少雷电 

　　划伤！令人心疼的雏鸟

　　在巨大的天幕下举着十字架

　　在飞，闪电拖长它幽蓝的

　　尾巴。天桥上的女人

　　如果张开双臂，似乎 

　　就是天使，或是另一只鸟

　　天空尽头山谷深刻，长城 

　　一队砖头进行着不倦的长征

　　河流把天上的泪水汇聚

　　把天空下的宁静推移 

　　这样的时刻！我的阳光 

　　和星朵忽然熄灭，我被遮蔽 

　　和虚悬在这里，如一只 

　　自闭的黑鸟。……

　　诺奖情结由来已久

　　炒作越来越不靠谱

　　之所以说“又”，是有缘由的。早在2000年，就曾有过一则轰动一时的新闻说“台湾作家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年春天，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因此而洛阳纸贵，甚至连本来冷冷清清的法源寺也跟着火了起来，接待了一批批按图索骥的参观者。事后人们才发觉，这不过是“一场成功的炒作”。

　　此后，关于中国作家被推举或者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就几乎年年都会冒出来，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证明是“闹剧”。甚至还有个笔名叫“冰凌”的中国文学青年，移居美国后利用美国具有完全的结社自由之便，成立了名称听上去很唬人的组织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自任主席，正经八百地年年表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推举了某某中国作家。200年，冰凌就曾推举成都作家罗先贵和罗清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商业炒作本身其实无可厚非，但炒也要炒得有创意，即便当年的“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算得上一个“好点子”，但反复使用也是会变“馊”的。而且，原来传说中得到“诺贝尔奖提名”的，至少还是李敖、老舍、巴金、王蒙这样颇负盛名的作家，但演变成后来的成都两个“无名作家”，再到现在这个号称“杰出诗人”的叶世斌，则显得越来越不靠谱。

　　其实，这多少跟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诺贝尔奖情结”有关。百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学家并非都没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错过了而已。而从当下的情况来看，总体上来说，中国当代作家也确实缺乏符合诺贝尔标准的深刻思想、阔大视野和崇高情怀，少有站在思索人类命运的高度上的作品，如果中国当代真的有伟大的作家，那就不是我们需要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诺贝尔文学奖需要我们。

　　历年来曾上诺奖提名榜的中国作家

　　本专版撰文：钟 葵

　　民居堪舆

　　上月初笔者介绍郁南县连滩镇光二大屋的文章《“清朝古堡”吸纳南江“财气”》见报后，有不少人对这座庞大的古民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去看看。不过，大家似乎对南江很陌生，对这条河流一点都不熟悉。

　　南江从西南流向东北

　　打开粤西地区的地图，可以看到南江是西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河流发源于信宜市鸡笼山，流经信宜、罗定、郁南等县市，在郁南县南江口镇汇入西江。广东境内的河流大部分都是从西北流向东南或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流动，因广东总体地势是北高南低。但南江的流向就不一样，它是从西南流向东北。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经济和文化息息相关，南江不仅流向独特，南江流域的文化也与众不同。

　　近年来，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学者提出“南江文化”一说。他们认为南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汉壮瑶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中原文化向粤西传播的见证，也是古百越文化保存较完整的地区之一。在南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中，以郁南县保留得最完好最丰富。连滩镇的山歌、古瑶族舞蹈禾楼舞被广为流传；光二大屋被誉为“广东第一大屋”；大湾镇古建筑群规模庞大，堪称南江流域建筑文化的典范。

　　狮子山和麒麟山把住水口

　　大湾镇地处南江河东南岸，曲折的南江河在该镇西北面蜿蜒流过。镇内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大湾寨坐落在河流凸岸一边的河套位置，地势平坦，周围有连绵的山岗环绕，像一个小盆地。在“水口”（水流入或流出之处），有狮子山和麒麟山隔岸把住水口，守护着这块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潮湿的宜居宝地。从堪舆学的角度看，大湾镇是一个藏风聚气、旺财旺丁的地方。在两三千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将村庄或城市建在河流的凸岸上，他们之所以把住宅建在河流的凸岸，是因为古人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发现，在河流转弯之处，由于水力惯性的作用，河流不断冲击河曲的  凹岸，使其泥沙俱下，而凸岸一侧水流缓慢，泥沙不断淤积变厚，既无洪涝之灾又可扩展住宅地基，经过一番对比，明智的人们当然选择河流凸岸作为居住用地。

　　河水撞击“鱼嘴”发出响声

　　堪舆学有一条原理，就是“气散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从这一原理推断出居住环境“得水为上”的结论。如果居住在河流凸岸，水流在前面呈环抱状，这种形状的水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有情水”，堪舆学称为“眠弓水”，凹岸前面的水称为“反弓水”，古人认为，这种居住环境会导致“退守田园守穷困”，所以在选址时一般都会避开面对“反弓水”的地方。

　　大湾寨水口两岸有山夹峙，水口两岸的山堪舆学称为“水口砂”，其作用是“锁”住水口，在古人心目中，山管人丁水管财，水是财富的象征，“锁”住水口就是守住一方财富。狮子山山形奇特,山脚下一个岩石山嘴伸到河里面,挡住了河水,远看就像一个鱼嘴。每当春夏季节，南江河水上涨，河水撞击“鱼嘴”，就会发出“呜呜”的响声，十分悦耳动听，当地人形容这一景象为“大湾渔唱”。由于“鱼嘴”深入河道，船只经过这里都十分小心，为了保一方平安，大湾镇的乡绅和村民在狮子山旁建了一座三进两廊拜祭关公的大庙，名为狮子名山庙，该庙坐东向西，面临南江河，占地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可惜的是，由于河流改道，“大湾渔唱”已经消失。建国后因为建大湾桥，又把狮子名山庙的第三进拆了，到1991年，大湾的村民主动投资重修狮子名山庙，并恢复庙会，使这座古庙又重现往日的兴旺。

　　水井水平面高出池塘水面

　　大湾寨的古民居建筑群面积达两平方公里，有50多座建于清朝和上世纪初期的民居建筑，其中有14座为省级文化保护单位。人杰地灵的大湾寨近200年来出了不少进士、翰林和富商，在粤西地区曾显赫一时。

　　大湾寨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有很多百年古树和百年古井。这里的古井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水井离池塘仅1米多的距离，但其水平面高出周围池塘的水面，而池塘水却不会渗入井水中，井水清澈甘甜，至今村民仍在使用，这种“塘水不犯井水”的现象证明了大湾寨的地理环境确实与众不同。

　　■老城纪事

　　广州力图将白鹅潭地区打造成“广佛之心”，市长张广宁反复叮嘱新建城市要避免“千城一面”。到底什么样的岭南特色的建筑，最能代表广州？不少人在思考、探索和实践，其中以“红墙绿瓦”最为醒目！

　　□秦衡

　　一

　　古时候的红墙绿瓦

　　广州的“红墙绿瓦”，自古有之，最古者或数越秀山上的“五层楼”和惠福西路的“岭南第一楼”。明朝初立，镇守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和都指挥许良、吕源等人，开始扩建广州城，把宋代的子城和东、西两城连为一体，将北城墙修筑到越秀山上，并在山的左侧修筑了一座五层高的大楼以壮观瞻，初名“望海”，后改名“镇海”，有雄镇海疆之意。大楼呈绛红色，传说有辟邪镇王的作用。广州人喜欢叫镇海楼做“五层楼”，下面两层围墙用红砂岩条石砌造，三层以上为红砖墙，绿琉璃瓦覆盖，饰有石湾彩釉鳌鱼花脊，红墙绿瓦，巍峨壮观，被誉为“岭南第一胜览”。 

　　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红墙绿瓦大楼，是广州城内的五仙观，那就是明洪武七年所建的“岭南第一楼”。五仙观在坡山，那座钟楼正建在坡山顶，是广州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木构架建筑。上面是绿色瓦顶，下层是红砂岩砌筑的城门式基台，外壁漆上绛红色。

　　此外，还有一座深藏不露的古代红墙绿瓦建筑，是旧贡院的明远楼。明远楼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是贡院内最高建筑，以红色为主，人们称之为“红楼”，位于今天的越秀中路125号大院内，因不对外开放故鲜为人知。红楼高两层，琉璃瓦，歇山顶，宽深各五间，附阶周匝，二楼挑出腰檐平座。时至今日，走近红墙绿瓦的红楼，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代广东第一考场的雄伟气势。

　　二

　　岭南学堂的红房子

　　近代从海外来到广州进行建筑设计的西方建筑师，受到中国乃至岭南古代建筑理念的影响，进行过一次富有东方色彩的尝试。在改用“钢筋水泥”的同时，也有不少“红墙绿瓦”的作品。水泥是从清末始传入中国的（当时根据译音称水泥做“士敏土”，因广州民间由于对西方人有称“红毛”的习惯，故也叫水泥做“红毛泥”）。中国近代第一座由西方人设计的水泥钢筋建筑，就诞生在广州。当时的岭南学堂早期校园（今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又称康乐园）的设计，由美国斯道顿建筑事务所负责，这是一项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校园规划。1904年9月，事务所完成了岭大第一栋教学楼马丁堂（今中山大学南校区人类学系教学大楼）的建筑方案，面积2335平方米，采用了美国专利技术，但形式也是红墙绿瓦。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是中国最早使用硬红砖的建筑，也就是红墙。屋顶不搞传统建筑的装饰部件，代之以6支引人注目的西式烟囱，中间一个六角形攒尖顶天窗，成为全楼建筑构图的中心。反映了西方建筑设计师对中国古典传统建筑的解读。自从马丁堂以后，红墙绿瓦、带地下室的美式砖楼，奠定了岭南大学建筑风格的基调，也给康乐园带来了一幢又一幢高低不一、式样特别的红房子：怀士堂（1917年）、爪哇堂（1918年）、张弼士堂（1920年）、荣光堂（1921年）等等。

　三　茂飞设计市政中枢

　　1912年民国建立，广州城市建设却因战乱而停滞不前。直到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市政厅第一任市长，才开始大规模地拆城墙和开马路，并着手建设公园。1916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孙科，打算借鉴海外经验建设广州城，力邀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ikkam Murphy 1877-1954）来广州。茂飞，又译作墨菲，189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1914年到北京等地考察，曾在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学校进行规划和设计，这个建筑师虽是外国人，但十分注重中国的民族风格，甚至被称为“中国古典复兴”的旗手。从1921年，茂飞根据自己“中国古典复兴”的模式，提出要在广州建设一个中西合璧的政府公共建筑———广州市政中枢的设计，并以市政中枢（即后来的广州市府合署）为中心，引发城市中轴线和在中轴线上建立中国传统宫殿式的政府公共建筑的设想，得到了孙科领导下的市政厅的批准。尽管因陈炯明的叛乱未能实现，但茂飞在广州设计并建造的万国宝通银行广州分行（今沙面大街46号，1923年-1924年）以及岭南大学惺园（1928年）、哲生堂（1930年）、陆佑堂（1930年）等仍保存完好，让今人可以看到茂飞“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的建筑风格。而茂飞的广州市政红墙绿瓦中枢和中轴线设计，由后来的广州设计师完成。

　　四

　　红墙蓝瓦纪念堂

　　今天有人问，哪里是广州最有名气的标志性建筑？中山纪念堂仍然是首选。杰出之处在于，也是先进的西方建筑技术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营造法式主要的建筑墙身都是以红色为基调，其圆柱、半圆柱、格扇门窗均为红色。本来屋顶完全可以用绿瓦的，但为配合孙中山首创的“青天”国旗颜色，用的是蓝色琉璃瓦，与南京中山陵屋顶的颜色是完全一样。让同一时期的多个建筑物，在广州不同的位置显示出和谐一致的建筑风格。

　　后来，这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原（广府学宫旧址兴建的）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今文德路81号孙中山文献馆），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华侨捐款30多万元，建设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图书馆。近代著名岭南建筑师林克明（1900年-1999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春又到巴黎Agasche建筑事务所实习，同年冬回国，被广州工务局局长程天固邀入广州市工务局。中山图书馆是林克明加盟后的第一个奠基性作品，他用红墙绿瓦建筑体现了茂飞、吕彦直等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复兴建筑实践的宝贵经验，并注入了欧洲建筑理念。这座建筑物在1933年10月19日建成，北枕番山，东临翰墨池，南与崇圣寺后墙相接。红墙红柱，绿琉璃瓦顶，外廓古宫殿式，内部参用西式，中建八角亭一座，四周环以炼化石栏杆。鸟革翚飞，规模壮丽。

　　五

　　红墙黄瓦市政府

　　1934年10月10日竣工的广州市府合署，是林克明的另一个杰作，采用的是传统宫殿式风格，斗拱挑檐，黄色琉璃瓦，内部装修及天花均采用中国传统图案，其建筑风格、造型方式、选址要求都是在“和而不同”的设计理念下进行的。“和”，是指既要与中山纪念堂、孙中山纪念碑、中山图书馆等取得整体和谐，形成鲜明的环境意象，但又要有所“不同”。1989年，90岁高龄的设计师林克明回忆说：“考虑到此地处于广州市中轴线上，从北而南依次为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中央公园、维新路（今起义路）、海珠广场、海珠桥，市府建筑必须与这种独特的环境条件相协调。在这条南北中轴线上，中山纪念碑和纪念堂是建筑处理的重点，市府合署只能是纪念堂的配角。在我的设计中，为了与纪念堂取得造型风格的协调，市府合署借鉴了传统建筑形式，但在体量、高度和色彩等方面的处理又不同于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堂的顶高为55米，必须突出这一控制高度，而市府最高度则设计为35米。此外，市府合署的屋顶采用绿剪边金黄琉璃瓦，与纪念堂大片的蓝琉璃瓦形成强烈的气氛对比，使得两组建筑既有协调统一的构成要素，又各具特色。”如今人们走近市府合署，无不为其红墙黄瓦与红墙蓝瓦的中山纪念堂的互相辉映、相得益彰而大加赞叹，无不为之和谐统一的环境意象所感染。林克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市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讨论上，讨论纪念堂正对面的地块运用时，听到某什么总公司拟用来发展地产时，怒不可遏，当场拍案而起，愤然离去。后来，才改成黄瓦顶的市人大会议大楼，背靠市政府、面对纪念堂，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

　　六

　　中大石牌新校园

　　1932年至1936年，依照孙中山的生前所嘱，国立中山大学新校园在广州石牌（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地）始建。留美建筑师杨锡宗设计了电气机械工程系馆，林克明设计了中山大学农学院化学馆、物理系教学楼、理学院教学楼……广东中山人郑校之设计的文学院楼，广东台山人余清江设计的新校体育馆等，全部都遵循一个规则：以红墙绿瓦为建筑基调。如今走进华工、华农校园，才得以重温老广州的建筑风貌，但它们的红墙绿瓦只是概貌，里面却有许多独特的建造———

　　而电气机械工程系馆北面两个门廊构建，是西方建筑风格，而歇山顶、正脊、兽件和大门两旁的须弥座、栏杆的雕饰、抱鼓石及檐下的双重桁饰等则是汲取中国古建筑精华。

　　农学院化学馆是三层宫殿式建筑，红墙绿瓦之中有着细致的艺术造型，如庑殿顶，琉璃瓦正脊，两端有龙头含住正脊。屋檐有绿色琉璃瓦当和如意形滴水，4条垂脊上有走兽5件脊饰，分别是双角龙、马、狗、貔貅、麒麟，前面有仙人骑马。正面二、三层有檐廊，有6根巨大的红色檐柱，檐下有一重以绿、黄为主色调的宫廷彩绘，与檐柱构成华表状。

　　建于1934年10月的物理系教学楼融合东、西方建筑的风格，艺术形象颇为独特。红墙绿瓦，歇山顶，绿色琉璃正脊，吻部有龙头衔正脊。垂脊上有走兽5件，前面有仙人骑马。屋檐有琉璃瓦当和如意形的滴水，正面有8根巨型红色仿木檐柱。檐下饰以红、蓝为主色调的宫廷式彩绘。古式栏杆的望柱上，有浮雕祥云，最下面一根望柱的下侧有抱鼓石，上面有浮雕花纹。楼前有一月台，两侧有通道，左侧是斜坡踏道，右侧是台阶，边上有栏杆。望柱和栏板上都有浮雕，其中望柱上浮雕云鹤，栏板上镶有葫芦瓶，非常古朴。

　　……

　　孙科曾三次担任广州市长，对广州城的建筑下过许多心血。他在美国学过城建规划，写过的《都市规划论》，是我国第一部阐述城市建设的书，还第一次将市和县分立，才有了广州直辖的管辖。所以，他在广州确实想搞出一套南国的特色。请来西方建筑师，和中国建筑师一起，研究有广州特色的房子，大力推进“红墙绿瓦”的建筑模式，以至后来人们在普通小街里，也可以看到许多红墙绿瓦的民宅（如中山六路惠吉西及东山的小洋楼），都与孙科创立的建筑模式一脉相承。广州地处亚热带，大地常绿，红墙就有存在的基础，绿瓦则与大地相称，从高空望下来，红绿相映，体现非常和谐的色彩。墙体有时也改换相宜的颜色，也是在主题映衬下的一种变化。本来按这条路走下去，广州的面貌就会很有特色，也古今相连。

　　遗憾的是，解放后的建筑，由于种种原因，非但没有继承这个模式，连自己创造的模式也没怎么见到，反而要挑剔过去的形式。如说“骑楼”是旧形式，而不看它的确在遮风挡雨，统统废除；弄得一旦下雨，人们都只好在街上停了脚。泰国的王子到欧洲游览后，回国大赞西洋建筑的壮观，建议把新建的“议会大厦”改成西式大厦。泰国首都曼谷有一千多座佛殿，都是尖尖的大屋顶。当老百姓发现这座建了几层的大厦没有了“泰国味”时，就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结果，王室终于下令，改成为仍有泰国特色的建筑———把原先的西洋建筑，加盖了佛殿般的大屋顶，才使泰国人赢回了尊严。

　　“红墙绿瓦”应当搞下去，才有广州的面貌。现在虽然有新建筑，多却显得凌乱，没有主体。一些建筑师也不研究历史，多是模仿外国建筑，各敲各的鼓，各吹各的调，根本无法与大连、苏州等地那种协调相比，恐怕在于市政府没有一种决心、也没有一种确实的措施，具有南国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过多少年后，子孙要问，广州解放后搞了什么样的岭南特色新建筑，你怎样回答呢？

　　百草园

　　□赵稀方

　　　刘翔早已是民族英雄，承担了十三亿中国人的期望，他的内心自然压力很大，更要命的是，罗伯斯近来的成绩远远超过刘翔，这更让他的压力大到了极点。对于他的退赛，人们很自然要想到并非完全因为脚伤，而是因为巨大的压力所致。从刘翔热身的情况看，这种联想似乎并非没有道理，如果第一枪响没人偷跑的话，刘翔不是已经跑出去了吗？

　　为了避免这一说法，刘翔的教练、医生及官方等等都竭力强调刘翔病情的严重，证明刘翔的病情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无法参赛。孰不料，这种解释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早向国人说明刘翔的病情？却一直在误导国人。

　　刘翔受伤是三个月前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当时田管中心解释刘翔没有什么大毛病，稍作恢复即可（近在报上看到，田管中心居然承认当初误诊，岂不知这样为刘翔开脱是加深了自己的罪责）。此后关心刘翔的国人，不断听到官方发布的他身体康复的消息，到了快要比赛的时候，国人都知道刘翔身体状态很好，试跑甚至已经达到12秒80。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不少观众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买昂贵的门票看刘翔的比赛；正是基于这种了解，现场的观众和坐在电视机面前的十三亿人中国人才充满信心看刘翔的比赛；正是出自于巨大的希望，他们才难以接受刘翔的退出。

　　如果事先告诉国人，刘翔伤情未痊，有不能参赛的可能性，国人有了心理准备，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有任何一丝信息暗示我们吗？没有！

　　如此，对于刘翔退赛的解释就出现了两难：如果刘翔的身体像事先所说的那样不那么严重，那么他的退赛，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有内心压力的因素；如果刘翔的身体的确很不好，甚至严重到无法参赛的程度，那么此前发布刘翔身体状态的人就在误导国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撒谎，背后有没有诸如广告赞助之类的动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会说，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刘翔的病的确已经康复，但比赛的时候突然急性发作，导致不能比赛。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因为脚腱受伤属于运动员常见的慢性病，不像心肌梗塞那样会急性发作。

　　■老城纪事

　　今年是珠影成立50周年。特别在前30年，珠影拍过许多优秀影片，《南海潮》、《大浪淘沙》、《跟踪追击》以及后来的《孙中山》、《安居》、《雅马哈鱼档》等，不同层次反映了广东的生活，受到全国特别是本地观众的赞扬。

　　广州的文化类型，绝不同于北京上海，风格不能够模仿他们。广州，其实是具有“羊”味的市民文化，立足于此，才会有好作品。1962年拍摄的电影《跟踪追击》，基本是这样一部“羊”味电影。

　　　□杨成仁

　　一

　　大导演接到

　　不成熟的剧本

　　面临港澳的广州，上世纪50年代，常遭受到台湾特务恐怖威胁，如1956年10月，台湾派大批特务进入广州，准备在10月10日晚8时，一次爆炸48个公共场所，结果被我公安机关捕获特务105名，自首57名，一个炸弹也没响。1958年，特务又准备爆破五仙门发电厂、西村水厂、华侨糖厂、广州电话局、中山纪念堂等，也被我方一一粉碎。后来，红星115客轮爆破案、李桂强文化公园爆破案，都被我方及时破获。那时查获的炸弹，足足堆满一间房子，没一个响，让广州人平平安安度过了每一天。

　　这些广州公安背后隐藏的事迹，在全国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于是，三个广州年轻的公安人员———谢德纯、张珏、冯士毅，合力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跟踪追击》，由广州公安局政治部交到珠影，希望能拍成电影。剧本是在“大跃进”期间，广州市委号召“人人写民歌，个个当诗人”的情况下产生的。珠影领导洪遒，对剧本进行研究，认为还有基础，交给了导演卢珏。

　　新中国成立后，上影厂曾拍摄过《天罗地网》、《斩断魔爪》，长影拍了《无形的战线》、《寂静的山林》、《国庆十点钟》、《徐秋影案件》、《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前哨》，八一厂也拍过《激战前夜》等，可见，反特电影确实吸引了大批观众。

　　这时，领导特别向卢珏交代：“三位公安人员，都从未接触过电影。”一看剧本，果然是外行写的，素材一大堆，却不会编故事，显得零散和无章法。例如，那时从香港过关，确实有许多人玩“调包”的把戏，偷渡者也会含根芦苇潜在水底等，但这都只是生活；作为戏剧，必须把素材组织起来，可剧本里基本没有。卢珏是顺德人，当年才四十多岁，刚在上影成功地导演了《羊城暗哨》，才到的珠影。那个片子虽是作家陈残云写的，他也要按电影的路子进行修改，如片子结束，在船上搜寻炸弹就是他加的，使戏剧的结局能掀起高潮。卢珏做事严谨，从不事声张，被人称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四十年代后期，他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场记，为学电影，有空就到电影院看美国片，每次都看两三出。一来，面子熟人家不收钱，二来里面有风扇，还凉快；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是场记，看了要把镜头背下来。就凭这点努力，在教科书《电影规范》的作者、大导演陈鲤庭的指导下，终于学懂了“镜头”。从场记到副导演，一当十几年，竟可以当导演不在时，顶替导演的工作，这在副导演中是极其难得的。厚积薄发，第一次当导演就立马成功了。

　　二

　　不放过任何细节

　　顺藤摸瓜

　　如今，剧本在他手里，反复研读，不断推敲，感到还是不成熟。拍反特片有个困难，若敌强我弱，好拍，因为我方人员在敌人的阵营中，一出场惊险场面就接踵而至，苏联的《侦察员的功勋》、长影的《虎穴追踪》都用这个办法。而我强敌弱，问题就来了，四周都是自己人，惊险何来？卢珏反复思考，决定开辟另一条路子：用精密的逻辑思维，贯穿着案子的无叙事性，不放过任何细节，顺藤摸瓜。思路一提出就有人反对，卢珏太理性，缺少艺术细胞；但也有人认为体现了逻辑思维，独创一格，不落窠臼，也值得考虑。这时，中央电影局局长司徒慧敏来广州，了解珠影的创作，得知这个戏后，说：“这个戏不大可能是精品，但处理好，是可以拍出中上等的电影。”

　　司徒慧敏也是广东人，电影的老前辈。他饶有深意而朴拙的话，使卢珏感到有“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感，于是决定重新改写。一个多年的电影行家，要刻意求工也非常费劲，毕竟不算熟悉生活，只能依靠原作者一起研究。在维新路（后起义路）公安局里，他废寝忘餐，先后弄了一年时间，才算把剧本搞出来。从海关寻找调包的玩具小汽车开始，一直到把带车的特务林永贵查出来，再通过他扩大线索，七拐八转，找出最后的特务钱家仁。写剧本是他的家常便饭，但一些情节，还真的要通过熟悉生活的人的启发，才能写出的，决不能乱编。如影片中，侦察员李明刚在南方大厦里，等另一个出来接头的特务。坐在大厦通道一块镜子下的凳子上。其实，女特务早在密集的人流中，站得远远盯着镜子观察他，几次都不上前。这时，剧本要构思一个细节，让敌人发现李明刚是“可疑”的人而离去。可是，这“可疑”在哪儿呢？当然不能让侦察员傻呼呼地自我暴露，想了好久仍一筹莫展。最后，当公安的作者提出，应当让人流中的一个小孩无意摔倒，侦察员出于爱民之心不由自主起身去扶，使特务猛地警觉才离去。卢珏感到创意不错，既没有使我方人员出错，也合理地交代了问题的起因，采用了。后来，著名的美术评论家王朝闻专门提到这段戏，说是反映了“侦察员人的本性”。

　　剧本由卢珏执笔写完最后一稿，完成后的署名作者是：朱向群  安忠民。细心的观众一看就知道，前边是“珠影”，后面是“市公安局”，都没有个人的名字。

　　三

　　名演员组成的阵容

　　演员阵容当然是有分量的。饰侦察员李明刚的，是广东省话剧团的老演员林岚，他演过许多大戏；演何老师的陈天纵，更是大家熟悉的（《南海潮》的）“鳄鱼头”，是粤剧演员陈笑风的父亲，在香港已经演过几十部电影。还有老演员史进，在广东几十年，倒是第一次拍电影，他演的穿白西装、白皮鞋的特务钱家仁，那种潇洒脱俗的形象，一直镌刻在许多观众的心中。他后来还在《大浪淘沙》、《海外赤子》、《但愿人长久》、《东方剑》、《雾都茫茫》、《暂缓逮捕》中饰演角色。比卢珏小两岁的他，把卢珏叫“老师”，因为是被卢珏第一次请上银幕。作为老广东，史进还有许多逸事，一次陈天纵与他上街，问他：你信不信，我一伸手，路过的汽车就停了。史进哈哈大笑，哪有这么好的事。走着走着，陈天纵看公共汽车来了，一举手，那条路的司机当然认得“鳄鱼头”，果然把车停了让他们上！史进至今一说起还乐呢。演员中，还有演女特务的红冰，是资深女演员，把女特务演得格外传神。另一个演小蔡的，是1961年才从武汉电影制片厂调来的胡玲玲。 

　　倒是该提一下，演侦察员小黄的林书锦。刚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立即被卢珏要来拍片，当时非常激动，一出校门就能上电影。还记得老师告诉过他，如拍特写镜头，动作应当比自然状态要小，又记得老师讲过的“耗片比”，要算拍片耗费胶卷的比例……作为广东人的他，当然满腔热情想拍好这出戏。把剧本拿去看后他却失望了，根本没有脑海里那些跌宕惊险、曲折诡奇的情节，一时冲动跑去找卢珏：导演，这个剧本很平淡呀。卢珏望他一眼，声音不大：“你呀，没看懂！”林书锦不服气了，写信回学校给老师，说拍自己的第一部戏非常苦闷……可是，今天年过花甲的林书锦，已经对卢珏感到心悦诚服。经过多年拼搏，他终于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突出贡献的专家、广东“十佳”电视艺术家，如今在南方台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当总导演。

　　那时找演员，反映广州生活的戏，就找广州演员为主，哪怕是个新手，适合就要，未必都找大明星去“撑场面”。

　　四

　　处处突出“羊”味

　　故事从1961年9月的深圳边境开始，很多内地观众，是从这部电影以及《秘密图纸》，才知道深圳边境原来是这样过关检查的。剧组到了那，也有许多规定，镜头不能对着香港方面拍，以免引起外交纠纷。边防站罗湖闸口，有香港警察的镜头，其实是后来回珠影搭建的场景，加上罗湖外景的镜头，就显得如幻如真了。

　　摄制组就住在边防站一个小招待所，屋后就是边界的铁丝网，网外就是香港九龙———边防的禁区。有时拍摄后，大家蹲在地上，看着开往九龙的火车。车列里，有运生猪的车厢，因为长途运载，也有些猪被挤压死或受伤。因此，出关前都要检查。对那些“老弱病残”，押运员都立即卸下，卖给当地厨房做菜。招待所自然是近水楼台，演员们都大饱口福。那时是1962年，市面上一个月才供应一斤猪肉，到这儿拍片当然开心。

　　那次摄制组在桥头通往检查站的长廊拍戏。附近停着两节闷罐车，里面挤满了穿着破烂的人。一打听，原来是本地居民，因为经济紧张，想到香港谋生，不知不觉成了“偷渡者”，被香港警察抓住后遣送回来，由我方公安机关接收。其实，并没有把他们作为“犯”，只是查明身份遣送回乡。在车站上，他们正等候审查时，罗湖的闸口正开着迎候来往的人流。突然，人群中有人叫一声“跑啊”，如梦中猛醒，那批被扣的人争先恐后，狼奔豸突朝桥中冲过去。公安人员刹时显得手忙脚乱，立即围追堵截，摄制组的人员当然上前帮忙，分头把人抓回车上。正穿着白色警服的演员哈哈大笑：“这身衣服，真的派上了用场啊！”

　　卢珏拍片，不会随意东拍一座城、西拍一条路地“凑”，而是大量采用群众熟悉的南国景物，有这些状物传神，观众就非常自然地把自己融进故事中，这正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小他生活在顺德，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老想着将来能把广东的风情拍进电影，在《羊城暗哨》已经尝试过一次，效果不错。如今机会又来了，深圳罗湖，在上世纪50年代，搭起了新火车站和边防海关，马上被他拍进影片中了。故事既然发生在广州，也要刻意展现一幅实实在在的广州风俗画。像巴尔扎克，让读者能认出自己小说描述的房子是绝对真实的，甚至要拿着书去现场寻找。卢珏也要让广州人，一眼认出自己熟悉的地方。那时，用胶片一天只拍十几个镜头（如今的电视剧，一天可以拍百来个镜头），摄影师沈民辉在香港干过很久，对广州也非常熟悉。于是，到市区拍华侨大厦、三角市、新河浦的小洋房、西关逢源大街，还到广州西村陈济棠建的发电厂，还有麻石小街、西关大屋，都成为羊城当年景色的真实写照（说句题外话，上世纪80年代广州老城大拆，却没有在主要路段留下电影资料，实在是个大遗憾）。

　　林书锦还记得，华侨大厦前那条通道，为了把车停在预定位置，扮演出租车司机的演员反反复复把车子开上通道十多次，才能利索地停在正等车的“钱家仁”和“小蔡”前面。有一个镜头是侦察员小黄，为盯梢特务动静，在三角市街头，拿个孙悟空的木偶假装逗着小孩。那个木偶，是特地到广州木偶剧团借的。没料到，片子刚要开拍，孙悟空却不知“遁”到哪儿了。制片主任急呀，骂出声来了，下令让演员自己想办法。林书锦只好急急忙忙跑到木偶剧团，求爷爷告奶奶，好在，团里还剩一个。

　　最后一场，是充满广东水乡特色的一场戏。公安人员知道特务钱家仁已经乘船逃往香港，立即开上快艇，拖着一尾白浪前去追捕。当时，社会上的“花尾渡”开始停止使用，这种三层半的木船，是1926年永成航业公司首先使用的机动船，底层装货，二层客货两用，三层装客。大的可载客四五百人，小的也可载二三百人。卢珏所以用它，是因为它具有浓厚的华南特色，船头画一只“貔貅”，是船头神，可以镇邪，船尾用五彩斑斓的颜色画上海棠、龙凤、麒麟等象征吉祥的图案，成为典型的珠三角河涌行驶的船。可是，到六十年代，由于公路不断开通，花尾渡渐渐衰落，开拍时那一带竟然一艘也没有了。本来，也可以用其他船只代替，可导演坚决要突出珠三角的特色，因为花尾渡曾三十多年称雄珠江。经打听，还有一条花尾渡已经送进船厂，在船坞准备拆卸，摄制组连忙赶去，要求借用。于是，这条船重新下水，进行最后一次航行。拍摄那时正值十月，天气已经很冷，演员史进也感到冷气逼人，一下子钻进水中，用那条尼龙的胶管透气，最后被“揪”上了公安的快艇……镜头虽然不长，但在花尾渡的这场戏场面别致，实在是独标高格，让所有观众耳目一新，更使广州人凝神观赏，回味如甘。

　　作为导演的卢珏，是影片剪接的高手，他逐个逐个镜头揣摩，一段一段剧情推敲，终于完整地把片子交出来了。电影宣传画请黄炽铭先生完成，他是广东番禺人，擅长美术设计。历任香港金驼美术装饰设计公司设计师、广州华南文化艺术学院美术部讲师、珠江电影制片厂、广东省博物馆美工师。他设计的宣传画突出一截公安人员的头像，左面是追逐的小车，上下勾画出广州城的夜景，出色地表达了主题。

　　五

　　不将己色媚春阳

　　影片出来之后，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上海一个观众回忆，“影片《跟踪追击》那惊险的场面，和时快时慢的扣人心弦的音乐，深深地吸引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看完电影已经12点多了，当人们往影院外走的时候，才知道外面下大雨了，人们纷纷在大雨中奔跑着，我嘴里喘着粗气，回家也成落汤鸡了。我心说，看这场电影可真不容易呀!”还有一位观众回忆，一共看了三十多次，自己都会演了。后来，本片被专家评为解放后三部优秀反特片之一（其余两部是《羊城暗哨》、《秘密图纸》，值得指出，三出都是把广州作为“对敌前沿”）。

　　影片于1963年国庆节上映。那一年，广州在越秀山体育场国庆大游行时，珠影为本片专门布置一辆彩车。接着，刚当了两年市长的曾生，在广东迎宾馆宴请摄制组，作为“老广州”的市长，用洪亮的声音说，《跟踪追击》，是广东出的好作品。

　　这部戏出街已经45年，里面许多演员如林岚（饰侦察员李明刚）、简瑞超（饰老工人林德祥）、红冰（饰女特务）、陈天纵（饰何老师），还有配角傅伯棠、邓竹筠等都去世了，剩下的多数演员也饱经风霜，有的更形销骨立。每当回忆当年的岁月，大家都感慨万千。林书锦说，当年拍片，就靠每月补助12元的伙食费，其余什么都没有。可正是他们，当年使国家的影坛群芳竞艳，光华璀璨。而如今，有关部门对这些老导演和老演员，其实是不够重视的，对他们当初无私把身心献给事业的精神，似乎都给忘掉了。许多活动，光让年轻的同志参加，更有人老是推崇纤巧华丽，却不赞赏庄重大气，正是失人心之处。

　　史进最近见到卢珏导演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啊！大家都过八十岁了。史进说，卢导演是珠影的宝，拍过许多优秀影片，却从来不宣扬自己，以致许多群众至今仍不知道有这么个导演。三部优秀的反特片，两部是他拍的。为了这，我今天要借一首诗献给他：“我爱幽兰异众芳，不将己色媚春阳。西风寒露深林下，任其无人也自香。”

　　后语

　　我们为卢珏而感动，也为羊城的《跟踪追击》而激赏。广州的文化，就是靠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发扬光大的。可是，解放快六十年了，广州地区本地的文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本土的粤剧、曲艺至今几乎亮起红灯，其他文艺形式，电影、音乐、电视之类，真正表现广州人、反映广州的有多少？就算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本子也是从上海滑稽剧“借”过来的，而《南海潮》也只拍了一半。长期实践告诉我们，对文艺不能老下行政命令，让它们老跟风不行。没有广州题材的好作品，也终究是要脱离本地群众的，更难拿到世界华人地区去。广州的文化类型，与北方的类型绝不一样，广州是带“羊”味的市民文化，由于生活的不同，其剧情、语言等与“北派”有许多不同。而今，反映广州普通人生活的电影几乎没有，一些电视剧也显得粗浅。撇开意识形态不说，本地的观众，更乐意看反映香港市民生活的片子，这些创作人六七成来源于珠江三角洲，爱憎和品味与珠三角地区的人有许多共同点，更容易同一。而以香港一个城市为题材的电影，拍了一千多部，电视剧更不用提了，至今还在全国多数地方上映和转播，内地有哪一个地方能做到？值得深思。所以，至今看反映广州社会的《跟踪追击》，确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